采访对象：陈承茂，1957年4月生，福建周宁人。1982年任《福建论坛》编辑、记者。1992年2月调福州市委办公厅工作，1996年1月后历任福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马尾区副区长、福州保税区管委会党组书记兼常务副主任、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现任福州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

采访组：林振义沈凌桑熙

采访日期：2019年6月5日

采访地点：福州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您后来到福州市委办公厅，在习近平同志身边工作，能不能讲几个让您印象深刻的故事？

陈承茂：当然可以。1992年2月，根据组织安排，我给习书记当秘书，一干就是4年时间。4年秘书生涯，成为我一段非常重要的人生经历。在习书记身边工作，使我有条件更加贴近地了解他，感受更多的是他在处理具体问题上体现出来的领导风范。留下深刻印象的故事很多，我简单说几个。

第一个故事是“一张修理电视机的发票”。2018年底，我的一个朋友，当年福州市有线电视台台长、现任省政协副主席杜源生同志跟我说，他找到了一张发票，日期是1995年3月15日，交款人是“彭丽媛”。我看了以后非常激动。虽然发票已经发黄，但让我回想起了它的来历。我记得当时习书记住在福州市委一个公房里，有一天家里的电视机不显像了，他就让我去请电视台的技术人员来看一下，还特意叮嘱我一定要照价付费。后来电视机修好后，我问人家要付多少钱，当时跟着过来的电视台台长杜源生同志说，修理公房电视是不收费的。我觉得也有道理，就这样跟习书记报告了。没想到习书记当时就说：“不行，我家的电视坏了，修理费当然由我来付。”他批评我办事不认真，让我第二天去把钱给交了，还特意嘱咐我费用从他工资里开支，而且要把发票开回来，写上彭丽媛老师的名字。后来我就去把钱交了，一共花了50元。当时习书记的工资才200多元，应该说这个维修费用不低了，可他却态度坚决，公私分明，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

第二个故事是“公开机关单位电话”。习书记在福州市提出了“为民办实事”“化解矛盾在基层”等要求。当时不像现在这样信息公开，有些单位把机关单位电话做了保密处理，人民群众要找职能单位办事普遍存在找人难、打电话难的问题。1994年1月，习书记听到有群众反映这个问题后，立即交代市委办、市政府办的负责人，马上把包括市委的、市直机关单位的电话全部登报公开。不久后，所有电话号码就公布在《福州晚报》上。当时习书记要求设立值班室接听电话，还培训大家怎么接电话，怎么倾听群众心声。公开电话这个举措的反响在全国极为少见，受到群众的广泛好评，充分反映出他当时要改变福州市工作作风的决心。

第三个故事是“给环卫工人制作安全标识”。有一回，我跟习书记下乡去调研，途经福州市一个交通繁忙的区域，看见几位环卫工人正在清扫路面垃圾。当时车来车往，环卫工人一边扫垃圾，一边还要躲闪来往的车辆，而他们在车流中却并不显眼，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撞着。习书记看了以后，马上叮嘱我第一时间联系当时分管城建的副市长林永诚同志，转达他的要求：环卫工人是城市的美容师，为了方便他们工作，使他们在车繁人杂的工作环境下有一定的安全保障，要为他们提供统一的标识，比如带反光粉的红黄坎肩，或者有明显标记的帽子、袖章等。他当时还交代要马上就做，不要考虑钱的事情。自此以后，福州市全部环卫工人都统一配发了反光背心和反光帽，环卫工人安全事故也大幅减少。对习书记来说，人民的事情都是大事，只要他发现了就一定会想办法去解决，即使是交代别人去办，他也会说得特别详细，交代得特别清楚。

第四个故事发生在我自己身上，讲的是“由半碗剩饭引发的‘谈心’”。当时彭丽媛老师很忙，工作要到处走，习书记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生活。有个周日的早上，因为上午要加班，我就到习书记家和他一起吃早饭。早上我们煮的是稀饭，那天我水放得多了点，我和他各吃完一碗后，锅里还剩了大半碗稀饭。吃完收拾餐桌的时候，我就不经意地把锅里的剩饭端起来，往厨房方向走去。习书记见状马上问我：“你要干嘛？要倒掉吗？”我心里咯噔一下，心虚地嗯了一声。他冲我挥挥手，“来来，过来坐下。”他说：“我们都当过农民，应该都知道，一粒米就是一滴农民的血汗，不容易啊！我们每天端起饭碗，就要敬畏农民的劳动，这种敬畏感要发自内心，要是自觉的。你可能觉得这半碗饭值不了多少钱，但敬畏感和钱没关系。当然，也许你今天把这半碗稀饭倒了，别人也不知道。但是，我们敬畏的事情，别人不知道我们就可以做吗？”他接着又语重心长地跟我说：“古人常说要慎独，我们独处的时候，不能做不可为的事情，这就是慎独。”我听了以后，感到既惊讶又惭愧。他又跟我说：“这样吧，中午我们不去吃工作餐了，回来再添把米，把剩下的这点饭吃掉。”于是中午我们回来后，我就把剩下的稀饭从冰箱拿出来，加了点米，我又炒了个鸡蛋，就把饭吃掉了。事实上，那个饭确实很不好吃，因为在冰箱放过以后，米都软烂掉了，但习书记吃的时候却毫不在意，还一边吃一边给我讲过去经历的趣闻，我对他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第五件事情还是关于我自己的，讲的是“做工作要讲规矩”。我当时是从社科院调到市委办的，人还住在社科院的公房里。有一次我家的电灯坏了，我想都没想就给市里的机关事务管理局打电话，请他们找个电工帮我修理一下。其实这么做是不合规的，当时机关事务管理局主要是对公服务的。后来习书记知道这件事情后，把我叫去谈了很久。他问我为什么要给机关事务管理局打电话，我辩解说不好意思让原单位电工来修理。习书记很严厉地对我说：“你今天要不是秘书，能直接给机关事务管理局打电话吗？你要不是秘书，就要从办公厅行政科走程序一级一级报上去。你这是利用你的秘书身份，打电话，办私事。”然后他跟我讲了很多做秘书的注意事项，说做秘书一定要坚守岗位，兢兢业业，要讲规矩、守纪律，不能有特权思想，要夹着尾巴做人，事事好自为之。这件事对我震动和教育很大，我当时还写日记记下了对这件事情的感想。这也说明，习书记不仅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身边人。后来工作中我始终牢记他送我的“好自为之”这句话。

有一些故事我没有亲身经历，是我后来间接听到和了解到的。比如，有一次我到永泰县和一个老干部聊天，老人家当时已经80多岁了，讲起习书记来非常激动，说习书记是他们村的大恩人。这位老人当时是村支书，已经连任两届，准备离任之际，习书记到他们村调研。老书记当时就跟习书记报告了村里的情况，说自己一直有个心愿未了，就是村民出门都要坐小舢板才能到河对面的村镇，交通很不方便。习书记听了之后，马上指示几个相关部门去调研了解情况，很快就确定了一个解决方案，由市里出资30万元，给村里建了一座桥。村民们都很感恩，把这座桥命名为“幸福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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