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福建》反映的主要是他离开福州市，先后任省委副书记、省长期间的领导工作经历。在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间，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真抓实干，抓住历史机遇，对福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尤其是他提出“生态福建”建设，亲手抓起、亲自主导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推动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工作；他提出“数字福建”建设，抢占信息化战略制高点；他六年七下晋江，调研总结出“晋江经验”，推动县域经济和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他主导省机关效能建设，教育党员干部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在全国率先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在全省推行县级政务公开；他把人民健康放在首位，以餐桌污染治理为抓手，建立从田头到餐桌的全程监管体系；他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积极推动闽台直航，扩大闽台各项交流。如此等等创造性工作，已经镌刻在福建发展的历史丰碑上。

这组采访实录，通过对当年班子成员、身边工作人员、专家学者、记者等人的访谈，还原了习近平同志在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间大刀阔斧、超前谋划、开拓创新的领导风范，展现了他率先带头、亲身示范、勇于担当的工作作风，彰显了他心系基层、心系群众、心系民生的赤诚情怀。这组历史文献，为党员干部学习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时的科学理念、宝贵经验和优良作风，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基本资料。

采访对象：陈明义，1940年8月生，福建福州人。1966年参加工作。1985年任福建省副省长，1992年任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1993年任省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1994年任省委副书记、省长，1996年任省委书记，2001年任省政协主席，2006年任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2013年退休。

采访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9年8月29日

采访地点：福州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陈明义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您曾先后主持省政府、省委、省政协的工作。你们在事业上密切合作，在生活上互相关心，结下了深厚情谊。您还记得你们初次见面的情形吗？

陈明义：我1940年出生，比习近平同志大13岁。他1985年到厦门当副市长，我那时刚当副省长，到厦门开会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他。习近平同志当时很年轻，但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却很深刻——他有着超越他年纪的沉稳和干练，言谈举止得体，对问题的见解深刻，处理事情的能力突出，各方面都明显比同年龄人更成熟一些。

后来我了解到，习近平同志虽然年轻，但从少年时期就已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阅历非常丰富。这应该是促成他沉稳性格、每临大事有静气的重要原因。他的父亲习仲勋同志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因此习近平同志从小就受到革命家庭的熏陶和近乎苛刻的严格要求。据我所知，习家的吃、穿等日常生活都极为简朴，习老对子女的学习成绩和道德修养有着极高要求。“文化大革命”期间，习老遭受迫害，被隔离和下放，处于青少年时代的习近平同志离开北京，到陕北黄土高原的大山沟里插队当普通农民。也正是在那里，他了解了中国农村的状况，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段经历也成了他与人民同心同德的实践基础。后来，年轻的习近平同志经过艰苦劳动的历练，积累了丰富的农村生产生活和工作经验。他一心带领老百姓脱贫致富的实干精神得到广泛认可，被推举为梁家河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后又受当地领导和乡亲们的推荐上了清华大学，毕业后到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再到河北省正定县任县委书记。在对县域发展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从政经验趋于成熟之时，他来到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厦门。

那时，虽然我和习近平同志初次见面，我们之间没有太多交流，但他如此年轻又如此老成持重，这种反差让他显得非常引人注目。随着工作上的合作与交往日益增多，我们也逐渐加深了了解。再加上习近平同志的爱人彭丽媛老师是享誉全国的歌唱家，我的老伴和彭老师之前就比较熟悉。他们结婚的时候，我爱人还代表我们送给他们99朵玫瑰花。

后来，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我们在工作上的交集更多了。我对他统揽全局的思维能力和超强的工作能力有了更多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实践证明，习近平同志果然不负众望。

采访组：在您看来，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17年多都做了哪些突出的工作？

陈明义：从1985年6月到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17年多的时间里，福建省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以及海峡两岸人民的经济、人文交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福建从海防前线成为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前沿。在此期间，习近平同志在5个重要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真抓实干，抓住了历史机遇，对福建的改革开放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无论在我国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充满活力的厦门，还是在交通落后、发展滞后的宁德地区，还是在处于福建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省会城市福州，习近平同志一直坚持开放发展的道路，坚持经贸合作与人文交流并重，开拓经济文化合作新领域，在不断地探索和实践中把“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他努力打好“侨牌”，聚拢海外华人的爱国之心，保障他们的权益，坚定他们回到祖国投资的信心。同时，他也很重视与港澳台地区、东南亚国家以及欧美日等世界各地的经济文化往来，互学互鉴、合作共赢，更充分发挥民间渠道的作用，开展经贸活动和科技、文化交流。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的17年多，是福建发展的重要时期。福建省的GDP总量在改革开放前居全国第22位，2000年跃居全国第11位，人均GDP从第23位跃居第7位。他在厦门当副市长和主持宁德、福州工作期间，对此都作出了突出贡献；他在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对福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

习近平同志在担任省长期间，开始主持制定福建新世纪的发展战略。他早在2000年就着眼抢占信息化战略制高点，作出建设“数字福建”的重要决策，努力增创福建发展新优势。他还非常重视福建的生态建设，提出建设“生态福建”的理念和规划。这些都对福建的长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同志在作省政府工作报告时强调，要牢记政府前面的“人民”两个字，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人民谋利益。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进行了深入的实践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思想，并且随着实践不断成熟、升华。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之后提出的很多治国理政思想都能从福建找到源头。这与他始终如一地坚持学习、注重实践是分不开的。

采访组：请您结合具体事例谈谈习近平同志是如何坚持学习与注重实践的。

陈明义：习近平同志一向重视学习，他从少年时代就酷爱读书，从政以后更是在工作之余勤学不辍。他在努力研读古今中外经典的同时，高度重视马列主义的学习，做到学以致用。他既重视向书本学习，也重视向实践学习，可以说他的学习是全方位的。

1988年，习近平同志到任宁德地委书记时，除了少量必备的日常用品，就是带了几大箱书。在宁德地委的见面会上，习近平同志第一句话就是表达自己要向大家学习。他说，闽东是老区、革命根据地，我来这里工作，对我本身也是一个鼓舞，要好好向大家学习。据宁德的同志回忆，习近平同志外出开会和调研都带着书，休息时一有空就拿出来潜心研读，见到有新书、好书便立刻买下来读。

1989年夏天，习近平同志组织宁德地委、行署班子成员和各县县委书记举办了一期读书班。他要求大家特别注重理论学习，希望领导干部能够通过学习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和综合素质。他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以求实、求真、求深的精神，抓好思想理论建设，带头学好用好马列主义，真正掌握理论武器。他还叮嘱大家，我们的工作比较繁忙，真正脱产学习的机会很少，所以应当有一种钉钉子精神，挤时间学习，争分夺秒地学习。他说，在地方工作的同志，如果能将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有机结合起来，就能更好地做好领导工作。这可以说是他的经验之谈、由衷之言。

1990年春夏之交，习近平同志即将离开宁德赴福州任职，他在临行前还特别叮嘱宁德的领导干部要学习马列主义。他说，马列主义是我们观察一切现象、处理一切问题的武器，特别是观察一切社会现象、处理一切社会问题的武器。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领导干部，如果不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如果不用马列主义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要在革命斗争中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增强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不可能的。

在福建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不仅自己带头读书学习，还不断督促领导干部把学习放在第一位，不断从各种渠道获取知识，不断“加油”“充电”。他也很重视实践，特别是把理论学习与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例如，“弱鸟先飞”“滴水穿石”就是他立足宁德实际进行深入思考提出来的。后来，他还把思考的内容和工作实践写成一本书，叫《摆脱贫困》。曾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同志看到书稿后，还作了序。他在福州担任市委书记期间，通过学习和思考，提出“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对干部队伍的作风建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注重基层调研，关心群众生活，这也是他工作的一大特点。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陈明义：习近平同志经常到一线、到农村调研，为地区治理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殚精竭虑。他调研有一大特点，就是接地气，他到老百姓家里，首先关心的一定是他们的生活、吃住情况。有时掀开锅盖，看看老百姓吃得怎么样；有时摸摸被褥，看看是否柔软舒适。他就是从这些细微之处体会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关心人民群众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比如，养几只鸡，养几头猪，孩子入学怎么样，收入如何。无论在哪个领导岗位上，他都非常关心群众生活，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基层群众手中，切实解决他们面临的困难。

比如，他到宁德沿海调研，发现很多渔民在陆地上没有房子，平时就生活在船上，条件非常艰苦。福建是台风多发地区，遇到台风的时候，这些渔民要赶快把渔网拉上岸，把渔船驶到避风港里面，绑在一起抵御台风，渔民还要赶快撤离到岸上。这样的生活不仅艰苦，而且很危险。习近平同志了解到这一情况，积极协调各部门，帮助渔民搬家上岸，规划土地给他们盖房子，并协调政府给他们提供建房补助。这项工作，过程繁琐，牵涉问题很多，但习近平同志还是自始至终关注、督促、协调，把这项工作圆满完成了。后来，渔民们终于在陆地上安了家，这样他们就可以世世代代生活在陆地上，渔船只作为打鱼的工具使用，他们还可以在岸上从事其他工作，而且子女上学、工作也有了着落。后来，习近平同志到福州市主持工作期间，也为相似处境的“疍民”解决了上岸定居问题。

习近平同志对基层调研的重视，源自他对基层的深厚感情和牵挂。他在宁德工作两年，跑了100多个乡镇，有的地方还跑了多次。比如，他曾两次去下党乡调研，还帮助那里建造了一座电站。他调任福州时，整个宁德地区只剩下一个乡没有来得及去。临行之前，他放心不下，专门交代继任地委书记陈增光同志代表他去这个乡走一走。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期间，分管农业农村工作和脱贫工作，并积极探索和推行科技特派员制度。请您具体讲讲这方面的情况。

陈明义：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期间，主管全省的农业农村工作。他特别重视“科教兴农”工作，经常去省里的农科院、农业大学、农办、农业厅了解情况，更多是深入农村调研，他几乎跑遍了全省的农村地区。

习近平同志在深入调研当中，特别注意探索提炼推广一些好的做法和经验。比如，他对南平市向农村选派干部（即选派村党支部书记、科技特派员、乡镇流通助理）的工作进行了专题指导和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明确提出农村在农业经济发展上要依靠科技的思想，并从这个思想出发指导工作实践。

习近平同志注意到，从机关中选派的村党支部书记、科技特派员、乡镇流通助理，相对于农村村级基层组织的干部，属于素质比较高的干部群体，他们带着责任和感情全身心投入农村工作，并注意发挥合力，很快打开了工作局面。在习近平同志关心指导下，南平先做了一个探索，打造了一个样板，取得了显著工作成效。随着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深入，习近平同志逐渐把这一制度推广到全省。福建省通过科技下乡、成果下乡、人才下乡，带动推进了一整套机制的形成，也让农村生产形成了市场化机制，把科技人员、科学技术、科技成果等要素自然地转化到农村的产业改造、提质增效和产品拓展销路、提高品质以及提高农民的素质等长期目标上。科技特派员制度是习近平同志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紧密结合、发端于南平成熟于福建的一个非常好的农村工作机制。这项制度以科技人员和农民为主体，以发展利益共同体为核心，注重发挥人的潜力和积极性，通过市场机制重组现代生产要素，实现了人才、技术、资本、管理等多重优势资源在农村的高效配置和有效供给，从而获得了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环境。

后来，科技部也注意到福建科技特派员制度的良好效果，开始往全国各省市推广。到了2002年，习近平同志对这一问题从最早的思考，到观察这个机制如何形成、如何推动的过程，包括下一步工作思路的延伸，进行了系统地专题研究和理论总结，撰写了一篇文章《努力创新农村工作机制——福建省南平市向农村选派干部的调查与思考》，发表在《求是》杂志上，获得干部群众和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文章指出：干部下派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巩固了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提高了农村基层党组织驾驭农村市场经济的能力，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有效提高了广大农民的科技素质，切实将农业科技转化成先进生产力；加强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促进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培养、锻炼了干部，在干部队伍中形成了正确的用人导向；促进了机关和行业作风建设，优化了经济发展的软环境。

我可以举两个具体例子说明这项制度形成的长效。一个是比较老的例子。福建有一个科技特派员，当年四五十岁，现在六七十岁了，他对种植葡萄很有研究，在科学种植方面的技术非常全面。而当时的闽北，几乎没有种植葡萄的历史和文化，属于基本空白的状态。这位科技特派员一开始在南平的建阳开展工作，先跟一些农户合作，引导他们，帮助他们。葡萄种起来以后，农民增收了，这位科技特派员就带着其他人一起种葡萄。结果，20年过去，南平的建阳形成了葡萄产业，也形成了种植葡萄的文化，很多福建人都知道建阳的葡萄很好吃，逐渐有了口碑，有了一定的品牌效应。而这位科技特派员在那里工作、奉献，除了他岗位工资以外，始终没有什么其他报酬，他就是以一种情怀和奉献精神在工作。老百姓很敬重他，他后来也凭着自己的科研成果评上了教授级农艺师。

还有一个最近的例子。省农科院的一个女科研人员，专业研究中草药的种植，在品种选育、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方面有很多研究成果。她在福建光泽做科技特派员，跟相关企业沟通把这些技术成果带过去，一心扑在研究上面，终于取得成功，把华重楼这种中草药打响了品牌，与企业形成了很好的合作共赢机制。

习近平同志当年就明确提出，我们要有好的机制，让下乡的科技人员能够名利双收。这个观点非常实在，也非常科学。让科技人员与农民和企业互动，互利共赢，这样对整个农村经济才会有更大促进作用。

多年以来，福建一直沿着习近平同志当年的思路在继续发展，因为我们重视广大农村的科技和教育，全省的发展始终比较均衡。沿海各省当中，福建各地区的贫富差距是最小的。比如，闽北某些城市，自然环境以农为主，与沿海城市相比，发展的自然禀赋、吸引资金能力、文化底蕴都有不同，但闽北这样人均GDP最低的城市也能达到6万多元，福建人均GDP最高的城市是大约13万元，相差1倍左右。福建各地区之间的发展相对比较均衡，这与制度的有效性有着密切关系。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担任省长期间，在治理长汀水土流失、闽宁对口帮扶、双拥工作等方面做了很多卓有成效的工作，请您介绍一下这些方面的情况。

陈明义：习近平同志担任省长期间，对建设生态省有深入思考，并且下大力气去抓。长汀因为土质和生态问题，历史上又长期保护不力，到20世纪末期已经形成了比较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长汀的水土流失治理，先后几次到长汀进行调研，在研究种植树种、制定整体治理方案，以及协调各部门分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不辞辛苦，协调省里的支持，协调农业科研院所进行相关研究，再加上持之以恒的投入，终于使长汀地区的水土流失得到有效治理。现在，长汀水土流失得到根本改善，昔日的一座座荒山，如今成了绿水青山。这是习近平同志为福建省的生态环境建设作出的重要贡献之一。

关于闽宁经济合作，这是中央的部署。习近平同志一直非常认真负责、尽心尽力开展这项工作。福建地处沿海，经济发展和自然禀赋都有一定优势；宁夏地处内地，发展相对比较慢一些。福建为了促进闽宁经济合作，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习近平同志分管这项工作，抓具体工作内容。他多次带队去宁夏，专门到贫困地区去调研，协调福建省的支持项目、支持资金，以及福建各地市如何对口支持宁夏的困难地区。此外，还有一些非常具体的工作，比如安排一些宁夏贫困家庭的群众到福建务工；请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带队来考察调研，参考福建的一些发展经验；联络一些重点项目、优势互补的项目进行帮扶协作；选派优秀干部、优秀专业技术人员赴宁夏挂职；协调相当规模的资金、项目、技术、成果、产业带到宁夏去，等等。习近平同志把这些具体工作做得非常扎实。直到今天，福建和宁夏之间的对口关系还保持着、还在不断发展。当然，现在宁夏发展得已经很不错了，有些当年的对口关系根据今天的实际情况中止了，但相应的有更多的经济合作关系又发展起来了。

习近平同志在每个领导岗位上都非常重视双拥工作。可以说，只要是他主政的地方，军队的各项工作都能够得到他的大力支持。他经常走访部队，到军营去、到基地去、到条件艰苦的山区和海岛哨所上去，对官兵问寒问暖、悉心关照，并且与部队领导同志充分交流，努力帮助部队解决各种实际困难。比如，开展慰问活动，每年给部队办各种实事，帮助安置部队的转业军人和随军家属，习近平同志都做得非常到位，让部队没有后顾之忧，能够专心于国防建设和日常训练工作。习近平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福建的双拥工作在全国都是非常突出的。直到今天，福建仍然保持着这个传统，所有的设区市都是双拥模范城。福建的驻军对地方政府和老百姓的感情也非常深，在人民群众需要帮助的时候、遇到急难险重任务的时候，军队总是挺身而出，主动请战，为人民群众雪中送炭。所以，福建人民和部队指战员之间始终有着深厚的感情。

采访组：在习近平同志的从政经历中，他平易近人、待人真诚被传为佳话，请您讲一讲他平时是如何与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交往的？

陈明义：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理想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对工作有责任感，对干部关心爱护，在福建干部群众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历任重要领导岗位，但他始终平易近人，不仅经常下乡调研，与普通群众密切接触，在日常工作当中，也能平等对待机关干部和普通工作人员。

习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期间，我们都在一个班子里工作，在一栋楼里办公。我比习近平同志年长一些，无论我当省长、省委书记的时候，还是我退居二线以后，他始终关心我、尊重我。他来我这里谈工作，经过秘书的房间，经常会聊上几句，嘘寒问暖。对待其他的普通工作人员，无论职务高低，也都非常真诚。因为，他从内心深处认为大家都是平等的，他尊重每个人的工作，尊重每个人的敬业精神，也体谅每个人的难处。在他眼里，无论级别高低，大家都在为党和人民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每个人都在发挥自己的作用，因此对待任何人都抱着一颗真诚的心。

习近平同志对领导干部和普通同事的工作生活都非常关心，对他们的情况都能够细心地进行了解，甚至对很多普通同志的成长环境、成长经历都有很多了解。他关心干部、培养干部的意识非常强，对干部的工作能力、政治品德等都在实践中加以深入了解。习近平同志还非常重视跟干部谈心，通过谈心了解干部、关心干部。他当省长的时候，行政任务很重，但他经常利用晚饭之后的时间找一些干部谈心，与大家充分交流，这也为干部队伍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采访组：您退居二线后，一直在做海洋发展战略方面的研究工作，多年以来也一直与习近平同志持续交往。请您谈谈，在他离开福建后你们都有哪些接触？

陈明义：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和上海工作期间，我去这两个地方出差时，和他还有过几次见面和接触。他很重感情、很念旧，对在福建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们都非常关心。

习近平同志到中央工作后，我们仍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我到全国政协当常委以后，一直在做我国海洋战略的专题研究。我为什么研究海洋战略？我一直认为，21世纪是海洋世纪。本世纪末，全人类在海洋上的GDP应该和陆地上的GDP达到1∶1。现在有的国家的海洋GDP已占全国GDP的三分之一以上了，而我国海洋GDP只占到10%左右，离这个目标还很远。而且，对于中国来说，这个海洋战略更具有现实意义，我国的人均资源和人均环境容量都大大低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我们必须面向海洋发展，认真研究和实施海洋发展战略。我们现在应该有一种紧迫感，尽快把这个战略付诸实施。

关于海洋战略，我曾把我写过的文章寄给习近平同志，他读后嘱咐我继续好好研究这项专题，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2009年，我在担任全国政协常委期间提交了一份“像发展航天事业那样开展海洋的探测与开发”的提案，还在人民大会堂发了言。后来，我又给习近平总书记寄了几份关于海洋战略的文章，他都作了批示，给了我很大的鼓励。2014年10月底，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结束回到福州之后，习近平总书记看望了我们这些和他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他问我，是不是还在继续研究海洋战略的事情？我说，相关研究工作还在开展，有了新的成果随时向你汇报。他非常高兴，鼓励我继续坚持下去。

习近平同志一直关心福建的发展战略。福建省委省政府当时提出建设“百姓富、生态美”的福建。2014年11月，他来福建考察，在这六个字之前又加了“机制活、产业优”六个字，指导福建的发展。“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这十二个字描绘了福建发展的宏伟蓝图，其中“机制活”是指发展动力强，“产业优”是指经济素质高，“百姓富”“生态美”则是我们的发展目标。这四句话、十二个字，代表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于福建发展的殷切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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