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汪毅夫，1950年3月生，台湾台南人。1987年11月起任福建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现代台湾研究所副所长。1997年4月至2012年9月任台盟福建省委主委。1998年1月至2008年1月任福建省副省长。2006年12月任台盟中央副主席，2007年12月任台盟中央常务副主席，2012年12月至2017年12月任台盟中央副主席、全国台联会长。

采访组：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9年6月20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汪毅夫先生，您好！上世纪90年代中期，您是台盟成员，习近平同志是中共福建省委常委，请您谈谈你们是如何相识的？

汪毅夫：我们相识是1994年。当时近平同志是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书记，我是福建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所在党派是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那时候中共福建省委有一项不成文的制度，就是每个常委要交几名党外朋友，以促进统战工作。根据安排，近平同志同我建立了联系。我接到通知，去和他见面。在我的预想中，同市委书记谈话应该是很严肃的。但见面之后，我深切感受到近平同志热情亲切、平和沉稳、真诚中肯，没有套话、空话，更没有官腔。我们第一次聊天就很愉快，很融洽，我觉得我们可以像朋友一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初次见面，近平同志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以后，我们果真成了朋友。他不仅告诉我他办公室的电话，也告诉我他家的电话，跟我说，你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其后，我虽然从未给他打过电话，但和他接触越来越多，我们之间经常联系，时或有相谈甚欢的机会。在我的记忆里，近平同志找我谈话是没有预设话题的，单纯作为朋友聊聊各自的读书心得，谈社会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一次我们谈到《大藏经》，近平同志对《大藏经》及其涉及的多学科内容都很熟悉，这令我大为叹服。我们的话题涉及历史、文化、哲学、文学、社会心理学等，他的见解给了我启发。当然，他也曾询问我学术上的问题，我当时的回答往往是肤浅的。于今思之，颇感羞愧，又颇感动于他虚心倾听的宽容。随着交往的深入，我把近平同志视为一位志趣相投的“学友”，学术上的朋友。

采访组：上世纪90年代末，你们开始在一个班子里工作，工作当中有没有碰撞出什么“火花”？

汪毅夫：1998年，我任福建省副省长。1999年8月起，近平同志先后任福建省代省长、省长。在一个班子里工作后，我是他的助手。有时候，我们对工作有一些不同理解，因为熟知他的民主作风，所以经常直言不讳，表明意见。我性子比较直，有时候表达意见的方式比较冲，经常会直接说“这不对”“这件事不应该这么处理”等等，甚至有一些话可能让旁人听来觉得刺耳。我发表意见建议的时候，近平同志从没有表现出不耐烦，总是耐心地听，有时还记在他的小本子上。

有一次，近平同志对我说：“毅夫，你敢于直言，耿直率真，这是你的特点也是你的优点。应该说，现在这样的特点和优点是稀缺的，很好！”我说：“我对您讲话才这样。在别人面前，我当然也会想一想，要么不讲话、要么讲真话，不讲话的时候多一些。”讲到这里，我们都笑了。

近平同志也很明确地对我说：“毅夫，你有意见和建议一定要提，你的意见我会很尊重，但我不会都采纳，因为很多事情的处理我要通盘考虑。”我说：“提出意见和建议是职责所在，仅供您参考，我不固执己见。”回想起来，近平同志曾采纳了我的部分意见，也曾采纳我意见中的部分内容。

我是一名党外干部，但近平同志对我是信任的，鼓励我把握好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他经常嘱咐我说，宗教无小事，对台无小事，涉外无小事。统战工作的方方面面都很重要。

近平同志善于团结党外干部、知识分子，是统战工作的典范。我曾对他说：“作为党员领导干部，您对党外干部、知识分子的尊重是由衷的，我们都感受到了，都非常认可。”近平同志听了以后说，共产党人对党外爱国民主人士当然要真诚。他说他从小就看到自己父亲习仲勋同志对党外干部、知识分子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十分尊重、关心，真心实意和他们交往相处，自己当然也会这样做。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关系，是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框架下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无论什么党派，大家共同的目标都是中国的强大与发展，都是人民生活的幸福。在这个目标上，是没有党派之分的。近平同志的这番话让我既感动又很受教育，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我作为党外干部，担任副省长，分管省政府一些工作，同时我又是学者。我知道，这两个角色不可混淆。作为省政府分管领导，我发表涉及宗教、两岸关系的讲话前，会主动把讲稿给近平同志过目，如果有不妥之处，请他让工作人员及时告诉我。近平同志多次对我的讲话稿提出过意见，他的意见大多是肯定和鼓励，让我非常感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对加强宗教管理工作提出过一些意见，请您举个例子讲讲。

汪毅夫：那我就讲讲对民间信仰活动的管理吧。由于历史原因，福建的民间信仰活动场所和信民比较多，长期以来缺乏管理，甚至没有一个特定的部门去管。民间信仰覆盖面又很广，在缺乏管理的情况下可能发生甚至已经发生严重问题。

近平同志召集我们研究如何加强这方面的管理。当时福建民间信仰活动场所至少有10万个。有人说，要把这些活动场所全都管起来，得派10万大军。近平同志讲，场所是固定的，但人员却不是，我们还是先不要刻舟求剑，应该先以管理民间信仰的活动为切入点，先把涉台、涉侨、涉外的民间信仰活动管起来，把新建、扩建、重建祠庙的活动管住。近平同志的指示，牵住了“牛鼻子”，让我们茅塞顿开。这样，在2000年省级党政机构改革中，民族与宗教事务厅的定岗、定编，以及开展相关管理工作，都有了可操作性。后来，他关于民间信仰管理的思路，在工作实践中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采访组：请您讲讲您和习近平同志在省政府工作期间下乡调研的事例吧。

汪毅夫：1998年，近平同志任省委副书记的时候，我是副省长，分管民族工作。他有一次到闽东调研，经省政府同意，带着我一起去。在闽东调研期间，近平同志主要考察当时“村村通工程”的公路、电力、管网等方面的建设情况，“造福工程”的进展情况，同时也要面对和解决很多很具体的问题。

比如，有的村民聚居点远在村外，规模只有一两户，但位置又很偏远，电力和公路要铺设过去成本非常高，请他们搬迁下来则更为妥当，有利于他们的生活和发展。

还有茶叶生产和加工的情况，也是他考察的范围。我们在一位农民家里看烘焙茶叶的过程，农民戴一个大草帽，我们也各戴一个大草帽。近平同志一边看农民给我们演示生产过程，一边认真细致地问他生产生活上的各种问题。

近平同志还深入到老百姓家里去看，跟当地农民座谈，具体了解他们是什么时候从山上搬下来的，地方政府做了哪些工作，目前还面临什么困难，有没有可靠的收入来源等等。

近平同志沿途还重点考察了闽东一些地区因石材加工造成的水源污染问题，现场召开办公会，提出治理污染的具体举措，要求当地干部限期整改、定期汇报，省委按程序进行督查，以便有效推进污染治理工作进展。

这次调研，原宁德地委书记吕居永也和我们同行。吕书记年纪大了，近平同志一路上对他非常关心照顾。在调研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省委有重要事务，通知近平同志回去开书记办公会，他马上准备返回，并安排了接下来的调研行程：第一，接下来的调研由汪毅夫副省长带队，所有工作人员要听从汪副省长的指挥。第二，汪副省长和各位同志都要尊重和照顾老同志。

于是，近平同志中途赶回福州，我继续带队调研，按照他的方法一项一项地进行调研工作，把闽东地区老百姓的生活了解得透彻清楚，对各项重要问题进行了采集、汇总。我深切感觉到，按照近平同志的方法开展调研，确实工作量很大，非常辛苦，但工作做得很扎实，调研效果也非常好。

采访组：请您讲几件习近平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具体事项。

汪毅夫：我先讲一个近平同志推动两岸交往的具体事例。近平同志主持省政府工作期间，一直践行和推动“两门对开，两马先行”（即厦门和金门、马尾和马祖）的两岸交往，在这个思路之下又有很多增进两岸交往的具体举措。2002年上半年，马祖连月不雨，居民的生产生活遇到严重困难。马祖方面主动提出由大陆给他们供应淡水。近平同志决定召开省政府会议，专题研究向马祖供水的具体方案，切实推动这项工作，并委派我具体实施。2002年5月4日，在福州马尾货运码头，5条输水管连接“金航二号”送水船后，注水阀门开启，约5小时后满载着2300吨自来水和福建人民深情厚谊的送水船抵达马祖，让台湾同胞喝上了来自祖国大陆的甘泉。

还有一件事，就是近平同志担任省长期间，主持福建土楼申报世界遗产的政府专题会议并作出重要决策。那次专题会议上，大家就决定申报本身是没有异议的，但在具体细节上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分歧。福建土楼有两个分支，一个是客家土楼，一个是闽南土楼。客家人认为，客家土楼是客家文化的象征，是客家人创造的；闽南人另有看法，闽南地区也有土楼，并且已经有闽南土楼成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闽南土楼不是客家土楼。主管申报工作的国家文物局领导和专家则认为，无论以客家土楼还是以闽南土楼为主体进行申报，文化上的意义都较为狭隘，是难以申报成功的。因为这是一个涉及以后千百年的“署名权”问题，各方争吵不休，谁都不愿意作出妥协。近平同志说：“毅夫，你说说看。”

我说：“客家民系、闽南民系，都创造了土楼，在文化上起了一个‘1+1＞2’的作用。我们不能单独以客家土楼申报，也不应该单独以闽南土楼去申报，应该以福建土楼去申报。具体听谁的？我们必须顾全大局。第一，‘申遗’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必须听专家的。第二，发扬民主，必须听大家的，不能光听任何一方的。第三，‘申遗’是国家行为，必须听国家的。”

近平同志在听取了我和大家的意见后，当机立断，当场就作出了决策，以福建土楼的名义去申报。同时，他还指示我，要继续做好说明和说服的工作。

2008年，我到北京台盟中央工作了。2008年11月，福建土楼申报世界遗产成功。那时，近平同志已在中央工作，我就通过他的秘书向他报告了这个好消息。

采访组：您到北京工作以后，和习近平同志还有联系吗？

汪毅夫：我到北京工作以后，到近平同志办公室同他见过几次面。有时候他找我谈话，我向他汇报一些对台工作方面的情况。第一次去的时候，由于约定的时间接近饭点，我还以为他会留我吃饭，结果谈得很迟了还是让我回家吃饭。秘书同志笑着告诉我，首长还得工作，还没顾得上吃饭。另有一次，因为我们谈话的时间比较长，秘书进来催促他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近平同志无奈地说，毅夫，我很喜欢跟你聊，也必须跟你聊，但只能留待下次了。

现在，我已经光荣退休。但我相信，真诚的情感和关系是不会改变的。我们是有近30年交情的老朋友，但交往从无一语亦无一事及于私。能够成为近平同志的一位党外朋友，吾生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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